引言

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这是新时代党中央高瞻远瞩的一次重要战略选择。21世纪以来, “三农”工作始终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乡村振兴战略, 从农业现代化到农村农业现代化, “三农”工作的实践始终在不断地深化和探索。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前, 理论界围绕乡村复兴进行了探索, 主要包含4个方面:一是乡村复兴的内涵。何慧丽认为, 乡村复兴是在过度城市化形势下重新发现和彰显乡村“传统基因”的生命力, 是对传统乡村发展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取向[1]。张京祥等认为乡村复兴内涵是乡村在城乡连续谱中具有独特性价值和乡村可以实现自我更新与繁荣[2]。汤迪莎等认为, 乡村复兴应超越简单的物质发展, 不断提升乡村整体品质, 并形成良好的城乡互补关系与独特的价值魅力[3]。二是乡村复兴的实践路径。万宝瑞认为乡村复兴的核心是发展现代农业[4]。张孝德认为, 乡村复兴需要以生态文明为引领, 树立乡村城市平等观[5]。沈费伟认为乡村复兴的关键在于人的再造, 需要注重精英培育[6]。三是乡村建设的历史回顾。郭海霞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7], 李智从城乡互动的视角, 回顾了我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发展和历史逻辑[8]。四是乡村复兴研究范式拓展。目前关于乡村复兴研究的基本范式可以概括为乡村政治再造、经济振兴、文化重构、社会重塑、环境整治以及国外乡村治理6个方面[9]。乡村复兴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和拓展的方向, 本研究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理论基础、内在机理、主要原则和核心路径等基本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关于“三农”问题的总战略, 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 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是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农村和农业发展不充分显得十分突出。我国是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 按照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全国农村户籍人口为9.11亿, 约有6.74亿农村户籍人口在农村生活[10]。我国的城镇化率的峰值在65%左右, 这就意味着将有大量的人口继续生活在农村。即使城市化率达到90%, 仍有1.3亿多人生活在农村。2016年城乡收入比是2.72∶1, 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民的生活还不富裕, 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还有巨大的差距。乡村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广大农民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有追求自由发展的内在需求。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表明, 城市的发展只能解决部分农村人口的发展问题, 要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 必须强化农村的内生发展[11]。

(二)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中国要强, 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整体的现代化。如果农村、农业、农民不能实现现代化, 那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的“四化”同步发展, 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农业现代化, 是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的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而这也造成了在四个现代化布局中, 农业现代化成了短板;与城市现代化相比, 乡村现代化成了短板[12]。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 意味着农业和农村不再属于从属地位, 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不再只是为其他发展创造条件。意味着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要更多地着眼于农村和农业, 让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短板逐渐补齐, 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三) 打破乡村衰落铁律的重大举措

乡村振兴战略是打破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铁律的重大举措。在现代化进程中, 乡村衰落似乎成为一条“铁律”。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结果是乡村人口稀少, 且老龄化严重, 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 使乡村缺乏活力, 无力吸引投资, 从而普遍凋敝。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后果是大量乡村人口流向了城市贫民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也造成了很多的“乡村病”:一是村庄空心化[13]。劳动力空心化, 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已外出务工, 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和女性化。村级管理主体空心化, 农村精英外流, 导致乡村治理能力下降。村落住房空心化, 房屋季节性闲置越来越普遍。二是农村污染日益严重。一方面, 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生活污染日益加剧, 另一方面, 城市和工业污染也日益向乡村渗透。三是文化空虚, 村庄文化生活贫乏[14]。村庄公共空间萎缩, 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缺乏。乡村振兴最直接的目标就是治理“乡村病”, 打破乡村衰败这一“铁律”, 实现乡村的现代化。

(四) 破解城乡二元格局的主要抓手

乡村振兴战略是深化城乡发展规律, 破解城乡二元格局的主要抓手。城镇化初期, 农业农村为全国人民解决温饱问题提供了充足丰富的农产品, 输送了大量青壮劳动力, 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必不可少的资本, 为城镇化让出稀缺的土地资源。这保障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但也造成了乡村的衰败[15]。21世纪以来, 我国开始重视对乡村的补偿和回馈, 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乡发展道路。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三次飞跃, 乡村建设发展要求的城乡融合发展又是对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第三次飞跃。这体现了我国对城乡发展规律认知的深化。只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才能够一方面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同时又推动乡村的发展。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 只有两者都可持续发展, 才能相互支撑。否则日益衰退的乡村, 必将成为城市发展的负担和隐患, 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分析了乡村衰落的原因, 并系统回答了如何实施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总结和提炼这些思想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乡村衰落的根本原因, 分工和专业化是城乡分离、乡村衰落的直接原因[16]。马克思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 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 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17]“一切发达的, 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 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 社会全部经济史, 都概括为这种运动的对立。”[18]

城乡分离之后, 资本主义私有制强化了乡村衰落的趋势。马克思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 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 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 把一部分人变为受限的城市动物, 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限的乡村动物, 并且每天都在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19]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地位和财产, 开始注重加强对城市的政治功能的开发, 从而加快了城市化建设的步伐, 使人口、资源、财富等物质条件不断向城市集中。乡村丰富的物质条件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中去, 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乡村逐渐成为一个被孤立和遗弃的“孤岛”, 农民也沦落到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乡村振兴是农业发展和乡村摆脱愚昧落后状态, 是大工业发展和解决“城市病”, 是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实施乡村振兴, 实现城乡融合的核心路径包括:

1.大力发展及合理利用生产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物质条件。只有生产力极大发展, 才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人不再为生存需要驱使从事自己不愿意的工作, 这样才能消除劳动的异化, 分工的异化。于是, 从事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 不再有城里人乡里人之别, 不再有工人农民之别, 人类才能超越于分工, 超越于城乡之别, 城乡才能真正融为一体[16]456。”但是, 在一定时期内,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合理地对生产力进行利用, 才能发挥社会生产力的最大效率, 推进乡村振兴。

2.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社会条件。消灭了私有制, 也就破除了城乡对立、乡村衰落的存在条件和制度根源。随着私有制被废除, 社会将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 这也使社会全体成员在社会范围内共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成为可能。

3.城市带动。城市聚集着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城市中具有生产要素和经济信息优势, 具有铁路、运河和公路等良好的基础设施, 还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因此, 乡村振兴要发挥城市及城市化的积极作用, 要在“扬弃”的基础上, 实现城乡“更高级的综合”。

4.工农业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要打破旧的分工格局, 建立新型的城乡分工。首先, 要把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分布, 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 从而消除城市地区的工业高度发展和农村地区工业极端低下的情况[16]646。”其次, 要大力提升农业生产力, 促进农业现代化。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来进行农业生产, 充分发挥“通过联合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16]220。最后, 要建立工农合作组织。加强城市工人与农村生产者之间的联合, “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 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16]175。

5.科学技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科学技术是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有力地促进工业和城市的发展, 也一定能够广泛、大规模地运用于农业和乡村, 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乡村振兴思想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乡村振兴战略要建立在城乡融合的基础之上, 乡村的振兴离不开城市的带动。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打破旧有的分工格局, 实现新的产业布局。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实现乡村的内生发展, 提高乡村发展的自生能力。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机理与主要原则

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独特的内在机理, 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有自己特殊的原则和路径。

(一)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机理

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和西方乡村振兴存在5点不同:

1. 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之上。

西方乡村振兴是一条“先污染, 后治理”“先破坏, 后建设”的亡羊补牢式的道路, 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现代性思维基础之上的乡村振兴。而我国倡导的生态文明, 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化, 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未来。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建立在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后现代思维基础之上, 它不是“亡羊补牢”, 而是“防微杜渐”, 因此绝不能走西方“先污染, 后治理”“先破坏, 后建设”的老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前提。

2. 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在“四化”同步发展之上。

西方的乡村振兴战略大多发生在城镇化之后, “逆城镇化”是其主要动力。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中期, 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没有完成, 这就决定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协调。一方面, 要利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 要利用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农村农业的内生发展, 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3. 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

西方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之上, 与我国存在本质的不同。我国的制度背景和文化传承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别, 因此适用于西方的乡村振兴路径不一定适合于我国的国情, 那些认为乡村振兴就是要在农村大力推动私有制的市场化改革方案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明确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前提。

4. 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在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之上。

西方国家的乡村振兴实施时, 大量的人口已经集中在城市, 乡村人口稀少, 农业从业人口占比较低, 在“逆城镇化”的趋势下, 农村聚集了很多的富人。而我国目前农村人口仍然十分庞大, 即使现代化完成之后, 农村依然将有数亿人口, 而且我国农村聚集的人口中贫困人口较多。因此, 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压力更大, 问题更多, 实施也更困难。

5. 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在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之上。

西方国家面临的只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二元经济结构, 而我国除了二元经济结构外, 还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体制。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 除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外, 还要大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实现体制机制的融合融通。

(二)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原则

独特的内在机理决定了我国的乡村战略只能走自己的路, 坚持自身的原则。我国乡村振兴需要坚持5项原则:

1. 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生态立本。

“生态兴, 则文明兴;生态衰, 则文明衰”, 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是建立在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等基础之上的。乡村振兴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发展, 而是要建立美丽乡村、幸福乡村、和谐乡村。生态文明是实施一切重大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 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生态立本, 谨守生态红线, 让乡村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2. 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文化传承。

乡村不仅是农民的生活场所, 更是精神家园。乡村振兴绝不是通过搞大项目、大开发、大建设把乡村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城镇, 而是要坚持文化传承, 去挖掘乡村的风俗文化, 让文化成为乡村的第一生产力。只有坚持文化传承, 才能形成特色鲜明的魅力乡村, 形成“百花齐放春满园”的乡村格局。

3. 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创新驱动。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只有创新才能永葆乡村的活力。创新驱动意味着农业现代化不是要扩大规模、提升产量, 而是要创新农业发展业态, 变革农业为朝阳产业;意味着乡村建设不是要搞房地产开发, 让农民住进高楼大厦, 而是要让乡村变成一个个生态宜居的精神家园……只有抛弃以投入大量的资源换取总量增长的工业化思维, 实施创新驱动, 实现质量优化, 才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 进入生态文明的高级文明阶段[20]。

4. 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改革引领。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 释放制度红利, 才能够形成乡村内生发展的源动力。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实现农村改革的振兴, 让农村体制改革再次成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农业现代化需要深化改革, 农民现代化需要深化改革, 农村现代化还需要深化改革。只有不断地全面深化改革, 才能够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矛盾, 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5. 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就是要有共同体意识。树立“三农”共同体意识, 明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整体性, 三者必须统筹解决, 缺一不可。树立城乡共同体意识, 城市和乡村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只有城乡融合发展, 才能实现乡村振兴。树立生态共同体意识,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乡村发展和建设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立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 乡村振兴不能只靠政府发力, 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和民众的积极性和主创性, 实现社会协同发力。

四、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路径

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外部助推器, 乡村土地改革战略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活血剂”, 乡村教育振兴、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战略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还魂丹”。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路径可概括为“一推二改三振”, 即城镇化协同推进战略、乡村土地改革和乡村治理改革战略、乡村教育振兴、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战略6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 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战略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 决定了农业劳动力还会进一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转移就业并居住, 这是我国城镇化最根本的推动力。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必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城镇化发展可以进一步吸纳农村富余的劳动力, 改变农业生产“内卷化”或“过密化”的状态, 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 进一步扩宽农民非农就业的机会和渠道, 提升农民的非农收入。另外, 发展现代农业所需的科技服务和支撑, 也离不开城镇的支持。城镇化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提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能力, 提升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能力。城镇化可以给农业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 更多的资金和更好的人才, 城镇化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研究表明, 农民外出务工不仅实现了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还扩大了社会资本, 这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内在动力和要素支撑。

新时代新型城镇化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要优化城市格局, 扭转城市大而不强, 小而没有特色的结构性失衡, 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新格局。要加强城市群的内涵式发展, 形成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强劲增长极。要推动就近城镇化战略, 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小镇, 杜绝千城一面。二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降低农业人口转移的成本, 让市民化的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二) 新时代乡村土地改革战略

土地是乡村最重要的资源, 乡村土地改革的滞后, 已经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时代乡村的新土地改革战略主要是针对农村的“三块地”, 即耕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耕地制度改革以完善“三权”分置制度为核心。一方面要在强调耕地国家所有权的基础上, 稳定农民的耕地承包权。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就是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一个信号, 耕地的承包权应该逐步向永久性不变过渡。另一方面要规范耕地经营权的流传, 促进耕地规模的适度集中, 形成多种形态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宅基地制度改革, 要在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基础上, 引导农民自愿有偿退出闲置宅基地, 规范宅基地管理和利用。对宅基地实施分类处理改革, 对于在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外的传统农区, 继续实行一户一宅、面积法定的宅基地分配制度。对人均耕地少, 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实行相对集中建房。在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内, 政府或集体通过集中建设农村公寓、农民住宅小区, 将法定面积宅基地等值转换为住宅。没有新增宅基地可供分配的, 可利用村庄存量建设用地, 在政府支持下集中建设公寓式住宅, 落实农村住房建设的宅基地权益。

集体建设用地改革, 要推动和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把参与权、选择权、决策权赋予农民和农民集体[21]。坚持集约高效利用, 用“多规合一”促进布局优化, 加强用地供需对接。坚持市场配置资源, 实行统一的交易平台、统一的地价体系、统一的交易规则、统一的登记管理、统一的服务监管。坚持收益均衡共享, 差别化调节。以“同权同价同责”为出发点, 精心核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成本和收益对比, 确定“按类别、有级差”的调节金收取方式。

(三) 新时代乡村治理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要以改善乡村治理为基础。当前, 我国乡村治理面临四大困境: (1) 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利益诉求的多元化, 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 (2) 乡村“精英人才”的流失, 造成了乡村治理人才选拔的困境; (3) 乡村干部腐败现象严重, “小官巨腐”造成了法治基础薄弱和老百姓对国家干部的不信任; (4) 传统文化和道德日益衰微, 不良社会风气在乡村蔓延, 弱化了乡村德治基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农村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制度改革就是要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法治、德治和自治的有机统一。

首先, 要加强乡村法治。一方面要明确乡村法治的主体责任, 构建完善的乡村法治体系, 加强对民众的法治宣传, 加强对乡村执法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实施“乡村抓虱”计划, 新一轮的反腐要从乡村做起, 将那些隐藏在基层、乡村的像虱子一样闷声吸血的腐败分子抓出来, 纯洁和净化乡村治理的干部队伍。

其次, 要重振乡村德治。一方面, 要实施新乡贤治理, 让那些既熟悉乡村又熟悉城市, 既具备一定的传统性又具备一定的现代性新乡贤参与乡村的治理[22]。这些乡贤既包括外来乡贤, 如部分在外的经商人士、现任或离任官员、专家学者等;也包括在村乡贤, 如发家致富的能人、德高望重的长者等等。另一方面, 加强家风和乡风建设, 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重塑乡村的道德约束体系。

最后, 要落实乡村自治。要建立健全乡村自治组织, 赋予自治组织以切实的权力, 让农民真正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要加强党对乡村自治组织的领导和协助, 选准选好带头人, 增强村“两委”班子公信力、执行力, 把村民委员会建成村民自己的组织, 保障好、维护好农民自主管理农村事务的民主权利。要充分发挥乡村民主, 建立符合农村实际、易被农民接受、最有效果的治理模式。要搞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只有让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才能够激发农民参与乡村自治的热情。

(四) 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首先是人才的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一支合格的人才队伍。目前乡村面临难培养出人才, 难留得住人才和难吸引来人才的三重尴尬。

乡村教育振兴包括乡村基础教育振兴和乡村职业教育振兴。乡村基础教育决定了农村的未来, 政府必须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资, 完善和升级乡村教育基础设施。一方面要办好乡村学前教育, 不让农村的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 在乡村率先普及高中教育, 让乡村的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接受更长时间、更高质量的教育。另一方面, 要发起“新上山下乡”运动, 让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到乡村去从事教育工作, 提升他们的工作待遇;要发起“新乡村教育运动”, 号召一批有志之士特别是专家学者到乡村去探索建立适合农村的教育制度。要求专家学者不能只待在大学里、书斋中, 而应怀着梦想和抱负到乡村去。

乡村职业教育振兴, 要培养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职业农民的转变。要实施“新农人”培养战略, 一方面是小农的现代化, 实现小农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是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让新农人能够更好地掌握现代农业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 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一, 要让“三农”学者“下乡去”, 定期开展新农人培训工作, 在田间地头为农民开展手把手的教学。第二, 要让农民“上学来”, 加强涉农学校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衔接, 让农民可以自由进入职业学校进行专业学习。第三, 要让农民“持证上岗”, 加强现代农民职业考核, 将农民彻底从一种身份转化为一种现代化的职业。

(五) 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战略

乡村产业的振兴是实现乡村富裕的关键路径, 搞活乡村的实体经济, 乡村振兴才有物质保障。乡村产业振兴可实施“现代农业主导+特色产业支撑”的方案。

特色产业支撑依托于不同乡村的资源、文化等禀赋。有些乡村文化资源丰富, 如古村落、古民居;还有的地区山水田园风光很美, 这些乡村可以发展旅游文化产业;还有的地区拥有丰富的中药药材, 可以发展生物制药等产业。乡村的产业振兴, 要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禀赋, 打造出符合自身气质的特色产业。

现代农业是乡村的主导产业, 现代农业可以按照“一提两化三转变”的思路开展。“一提”就是以粮食安全为前提,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两化”就是农业绿色化和农业品牌化。农业绿色化一方面要求农业生产过程的绿色化, 逐步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 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农业品牌化就是要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质量稳定、信誉良好、市场占有率高的名牌农产品。乡村之间要整合资源、合理布局, 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机遇, 形成以国际名牌、国家品牌、区域品牌为梯队的农产品品牌群。“三转变”就是要实现农业发展的三大转变。第一, 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实现从以小农为主体的生产向新型经营主体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转化。一方面要有序地加快培育拥有适度规模土地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如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 形成多样化的新农人梯队;另一方面要推动小农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利用“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将小农转变为现代职业农民。第二, 转变农业产业发展结构。加快改变直接销售农产品的单一产业结构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加工和深加工, 延长产业链, 不断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第三, 转变农业发展业态。改变将农业视为第一产业的狭隘思维, 实施农业“接二连三”战略, 将农业打造成具有朝气的“朝阳产业”“第六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等各种特色农业, 将农业变成创意产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

(六)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战略

文化振兴是为乡村“塑魂”、让乡村永葆魅力、彰显价值的核心所在。乡村文化振兴包括传统乡村文化的弘扬以及现代乡村文化的培育。

乡村传统文化的弘扬, 首先要摒弃“一刀切”的思维, 打破乡村振兴千篇一律的传统模式。要充分尊重乡村丰富多彩的文化, 因地制宜地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其次, 要拓宽文化振兴的视角, 不能仅局限于数量有限的历史文化名村, 应尽快开展乡村地区特色文化资源的普查。从乡土地域建筑的保护、地域文化的弘扬、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等多方面, 全方位保护和弘扬乡村文化。最后要多渠道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衔接。要结合时代背景与功能需求来活化乡村传统文化的内涵, 最大程度地挖掘和传承乡村文化, 将其有机渗透到现代生产与生活中。如传统的技艺手工、民风民俗、特色建筑可以适当地与乡村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 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到乡土文化的弘扬之中。

现代乡村文化的培育和发展, 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新风尚, 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要积极培育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 如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环境卫生模范户、遵纪守法光荣户、邻里和睦文明户等, 要用他们的模范行为、高尚人格感染和带动群众。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开展各类移风易俗、弘扬新风的主题实践活动, 传承优秀家风家训, 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另一方面, 要提供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产品, 补齐乡村文化产品供给的短板, 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要持续推进和落实好农家书屋、村村通户户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要发挥乡村群众的主体作用, 在乡村组建农民文化社团, 支持群众因地制宜开展小型多样的文体娱乐活动。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产品下乡, 填平城乡数字鸿沟, 推动文艺精品上网, 为乡村农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网络文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