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党在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构想。文本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对化解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四大关键点、四大路径和四种误区。建议抓好战略关键点, 遵循战略实施阻力最小的路线图, 踏准四大路径, 规避潜在的风险,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战斗、改革和建设,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乡村发展落后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加以弥补的主要短板。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党在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构想, 是解决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关文献进行了回顾, 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对缓解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作用, 分析了实施这一战略, 必须抓好的战略关键点、需要踏准的战略路径, 以及战略实施中有待规避的潜在误区。
乡村振兴是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升级版。研究乡村振兴问题, 可以向上追溯到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文献。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国内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日益丰富, 主要集中于如下主题:对乡村振兴内涵的解释和理解 (韩长赋, 2017;陈文胜, 2017;叶兴庆, 2017) 、乡村振兴重点分析 (高兴明, 2017) 、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叶兴庆, 2017;韩长赋, 2017)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和道路模式 (姚琼等, 2015;张沁岚等, 2017;刘兆鑫, 2013;衡霞、郑亮, 2016) 等。目前就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可能误区等展开研究的现有文献在乡村发展等主题下有所探索, 值得进一步梳理, 为探索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定理论研究基础和实证分析基础。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 (韩长赋, 2017) 。这一矛盾在农业农村中的表现凸显了我们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而且不平衡、不充分各有三个方面表现 (宋洪远, 2017) 。解决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就是要解决农村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问题 (李先军, 2017)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 (李忠华, 2017;刘合光, 2017)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农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 并没有在现有关于这对关系研究的文献中展开深入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有哪些重点, 是学界和政府部门都比较关注的核心问题。高兴明 (2017) 指出乡村振兴有农业产业、基础设施等10大战略重点。也有学者指出要重视打破历史形成的乡村发展低水平均衡状态, 把握人力、地权、资本和技术四个重点, 推进农村发展 (徐勇, 2013) 。马晓河 (2006) 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 应该是首先解决农民最需要、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 满足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些内容主要包括“六通、五改、两建设、一提高”。关于乡村振兴/发展重点内容的论述为我们分析乡村振兴的关键点提供了一定研究基础和启发, 不过需要从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点位进行深入判断和分析, 以集中解决乡村振兴应当理顺的关键性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是如何选择战略路径 (郭晓鸣, 2017) 。郭晓鸣 (2017) 指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的路径包括基本动力、支撑、手段和指向等。关于新农村建设路径的有关文献为探索乡村振兴路径作出了基础性的研究。当前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探讨,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农村内部, 主要是以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制度改革;二是农村外部, 即通过改善城乡关系, 发挥城市现代文明发动机的核心作用, 辐射带动农村发展 (周志雄, 2008;尹成杰, 2010;袁梦醒、赵振军, 2011)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件是城镇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辐射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必须足够强大 (顾益康, 2006;袁梦醒、赵振军, 2011) 。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 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推崇, 考察其发展路径, 可以划分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推动农村建设阶段, 民间自主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环境整治阶段和文化建设阶段, 民间完全主导推动社区文明建设及经济开发阶段 (李水山, 2004) , 在不同阶段发展路径的侧重点有所区别。可以判定的是现有关于乡村振兴/发展/建设路径的研究, 没有分析选取乡村振兴突破口的依据, 没有筛选出阻力最小的发展路线图。
乡村振兴的战略路径如果选择不当, 就会走入歧途, 以致后患无穷 (郭晓鸣, 2017) , 因而规避乡村振兴的潜在风险确有必要。在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时期, 就有学者注意到:在普遍的新农村建设发展热潮中尤其需要有冷静的理性思考, 必须在深刻吸取已有教训基础上展开预警性分析, 防范潜在的风险 (徐勇, 2013) 。一些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要防范出现过度行政化、形式化等问题 (陈岳堂、熊亮, 2015;肖琴, 等2015;郭晓鸣, 2017) 。这些分析对于规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误区, 具有启发意义。未来对乡村战略实施风险和误区的分析, 要从国际经验借鉴、国内农村发展历史、风险和误区类型等角度展开深入的挖掘。
现有文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在以上四个角度的研究有所进展, 但是还有拓展空间, 值得进一步分析, 提高相关分析的系统性和创新性。为此,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互动关系、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战略路径和需要规避的误区。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 前者将在化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中有突出表现。
城乡发展不平衡有经济社会自身规律性的原因,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有制度性的原因, 城乡户籍制度在不同阶段进一步加剧或者固化了这种不平衡。归纳起来, 城乡发展不平衡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 城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我国过去的发展中,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区域是城镇, 重点产业是非农产业;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常被忽视, 农业常常是产业发展中的弱势产业。导致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主要流转和投入到城镇和非农产业,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陷入贫瘠、荒芜、失序和落后。这种不平衡发展局面亟待改善, 乡村振兴战略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第二,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失衡。其中, 核心的因素是体制因素, 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城乡分治”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各级政府间不对称的财权事权机制。一般来说, 我国过去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政府一手“包办”, 而农村则主要由农民自己“埋单”, 导致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超速发展而农村则发展滞后,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农民人均享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 结果形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薄弱——高素质农业人口大量转移——投资规模效应进一步下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薄弱和恶化”的恶性循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迫切需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第三,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差异显著。虽然自2012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0%, 比城镇居民高1.5个百分点, 但是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2363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其2.72倍。农民收入增长后劲严重不足。农民工收入增长放缓, 就业稳定性不高, 向技术密集型部门转移就业能力不足, 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空间受到限制;农业抵抗自然风险能力弱, 而且部分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 制约了农民依靠农业经营稳定增长净收入;农民自身财产和拥有资源相对较少, 不熟悉有关投资渠道, 投资风险控制能力弱, 也制约了农民依靠财产和资源增加收入的能力;此外, 除了贫困人口之外的农民也不能指望获得足够的转移性收入。相反, 城镇居民具有较高教育水平, 能够找到较好工作岗位, 工资性收入增长有空间;而且投资机会多、风险把控能力强, 一些城镇居民还可以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而一些贫弱城镇居民可以依靠城镇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获得一定的转移性收入。
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果, 我国实施优先发展城镇和非农产业的政策, 导致资源、产业和发展机会优先向城镇集聚, 农村得不到有效的、足够的综合性政策关注、有力治理和充分发展。梳理一下, 可以发现农村发展不充分有三个表现。
第一, 农业发展不充分。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 导致农业持续发展能力弱, 防灾、减灾、抗灾能力没有充分提高, 遇到灾害农业生产马上下滑。二是农业规模化发展不充分。小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农业典型特征, 中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不足8亩, 广东福建等地规模更小, 远低于日本除北海道之外的户均规模 (22.8亩) , 农地规模不足, 农业生产成本高企, 农业科技得不到充分利用, 农产品竞争力弱。中国27%的农业劳动人口支撑着不到9%的农业生产值, 意味着农业扩大规模的进程还比较艰巨和漫长。三是农业资源利用的不充分。例如还存在大量的秸秆不能充分利用, 而秸秆的产量则与作物收获部分产量相当甚至超出, 这就相当于只利用了一半的农作物产量。此外, 畜牧业产生了大量的粪尿和养殖废水, 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四是农业科技应用不充分。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在市场经济中衰退, 高素质农民纷纷转移到非农产业, 小规模农业满足不了高效农业科技应用的本益平衡条件, 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得不到充分利用。五是农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由于农产品质量监管不力, 一度发生三聚氰胺等事故, 导致国内消费者对国产农产品不信任不认可, 尤其是中产阶层偏向消费国外生产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 如中国父母为婴儿选购奶粉偏好国际品牌。由于国产农产品生产效率没有有效提高, 成本没有得到合理控制, 对外市场开拓力度不足, 农产品信誉没有树立, 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有限。
第二, 农村发展不充分。一是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郊区产生了一些十亿元村、百亿元村, 但是我国大部分农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甚至有些地区的农村还很贫困, 有些农村衰落成为空壳村。二是农村发展没有合理有效规划的引导。乡村如果缺少发展思想和思路、没有制定可行的规划, 发展就是混乱的、无序的、不可持续的。三是农村居民缺乏动员和组织。人是最能动的资源, 但是这种资源需要得到动员和组织, 才能发挥出建设和发展农村的力量。一些村庄村委和行政组织瘫痪, 丧失了公信力, 无法领导和组织农民投身乡村的发展, 更别提实现乡村的振兴。四是乡村经济动能没有充分挖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个组织依靠经济实力说话, 有没有经济实力决定了乡村能否发展。全国很多村庄没有形成自身的经济发展动能, 没有依托自身资源, 打造出主导产业, 经济实力长期衰落, 不足以支持乡村的发展。五是农村发展没有得到公共服务的充分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 导致农村生产生活不便利, 农村人气自然会衰落。
第三, 农民发展不充分。一是农民增收不充分。农民目前主要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而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比重还很低, 农民增收比较困难, 全国还有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二是农民转移不充分。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中, 农民工作出了巨大奉献。但是这些农民工没有和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 他们奉献了青春和健康, 最后还必须回归农村。这些农民没有真正转移出去, 没有发展成为城镇居民。三是农民受教育不充分。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表明初中文化及以下程度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占比为91.7%, 远低于我国城镇居民受教育水平 (基本在高中/职高以上水平) 。受教育程度低, 影响了农民选择职业的能力、发展经济的能力、改善生活的能力。四是农民文化消费不充分。农民阅读、欣赏文娱节目受基础设施条件、经济能力和自身习惯的制约, 文化消费不足, 自身素养得不到充分培育和提高。五是农民享受公共服务不到位。农民分散在广阔的农村, 与公共服务集中供给的机制有冲突。根本的原因是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政策设计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农民发展缺少有效的公共服务支持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撑。
全国人民都向往美好生活。但是农民是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待得到满足的最大群体。大部分农民的这种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原因包括:农民获得的收入最少, 公共资源没有更多地向农村倾斜, 农民识别假冒伪劣产品的能力不足, 农村生活消费品品质没有得到足够监管, 农民生活习惯和消费模式存在非理性因素等。农民是这种需要有待得到满足的最大群体,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 这种需求有待得到满足的农民数量巨大。收入低下的农民数量巨大, 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其过上美好生活。2016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 农村人口还有8.13亿, 他们的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36.76%, 无法过上和一般城镇居民一样的生活。只要农民没有充分转移, 这种规模的人口过上美好生活 (即使以一般城镇居民的生活标准衡量) 是非常艰难的一项任务。中国8.13亿农村人口, 比欧洲人口总量还要超出8000多万, 是美国人口的2.52倍。人口统计数字告诉我们, 这个数量巨大的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若能够得到满足, 将是世界发展史上功绩巨大的事业。
第二,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主要在如下领域有待得到满足。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舒适。大多数农民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好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城镇, 尤其是大城市, 农民难以获得。更稳定的工作把农民工排除在外, 他们缺乏权益保护, 他们的工作大多数是临时性的。与城镇居民相比, 他们缺少满意的收入。他们的社会保障受国家财力限制和城镇偏向政策的不利影响, 长期处于不可靠状态。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在推行市场化改革后, 更好的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到了城镇, 尤其是大城市, 而且费用昂贵, 农民没有享受的便利性, 也没有足够的收入去享受。农民居住条件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已经改善, 没有改善的亚群体包括两部分, 一是游离在城镇的农民工群体, 他们在城镇无法落户, 不能自行建房, 购买不起高价的商品房, 享受不到经济适用房、自住房和廉租房。二是贫困农民群体, 这些收入极低的农民群体维持基本生活都比较困难, 改善住房条件对他们来说是艰难的事情。农村环境本身很优美, 但部分村庄由于缺少治理, 或者受周边工业和城市废弃物的污染出现恶化。他们对下一代的期盼在过去看来, 或者依照他们自身经验来判断, 可能难以实现;但是在国家持续发展、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下一代的机遇将明显好于其父辈和祖辈, 因此农民对下一代的期盼将会得到满足和实现。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农业农村发展中有突出表现, 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必然选择。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制定和实施将在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
解决问题要找到其症结所在。化解矛盾就必须针对矛盾的重要点位。党中央判断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也明确了这个矛盾在农业农村发展中有突出表现。党中央及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就是要化解矛盾的突出表现。党中央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一个经典做法是“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抓住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点表现、重点区域、重点群体;有利于补齐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并以战略性构想来增强农业农村发展这个最大的弱项。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并写入党章, 从国家战略高度和党员章程深度, 明确了我国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向——乡村振兴, 通过乡村振兴,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到制定乡村振兴战略, 是战略思维的逐步具体化和详实化。根据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 国家各主要部门协力制定全国乡村振兴战略, 然后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区域性乡村振兴战略, 这将细化乡村振兴战略思想, 为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细化农业农村发展思路, 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等问题, 制定出系统性的战略方案。这样的战略方案, 细化了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农业农村中的突出表现的矛盾化解思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 乡村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成为我国内生的、可持续的内需动力源泉, 这将为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新的经济动力。乡村振兴本身将解决我国规模最大的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本身也就成为化解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20字要求是我国制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针,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得以贯彻和实现,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突出表现将基本消失, 这一矛盾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区域就得到了解决。
战略的关键点就是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点位。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在如下四个关键点位加大把关力度和战略推进力度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才能逐步实现农村振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农业和农村是短板, 更是薄弱环节。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补齐这块短板, 改造这一薄弱环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性工程。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牢固建扎实。诚然, 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一项艰巨任务, 需要付出长期的不懈努力。全国全党和各族人民要矢志不移加油干, 到2050年, 农业农村和非农业与城镇必须同步实现现代化。从现在起要把现代化理念、现代化机制、现代化要素融入到农业农村的日常生活、生产、生态、文化孕育和乡村治理中去;要在2025年、2035年和2050年依次达到初步形成乡村振兴格局、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在明晰目标的指引下, 全国各行动主体齐心协力奋斗, 乡村振兴战略终将如期圆满落实。
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一总体要求是对我国乡村建设思路的清晰刻画, 内在体现为统筹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以及文化建设, 是全国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位一体”总方针。产业兴旺, 意味着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农村产业更加发达和更有活力。生态宜居, 意味着全面创造宜居的良好生态环境, 建设好美丽乡村。乡风文明, 意味着充分认识乡村的文化价值, 要从文化自信的角度, 以文化人, 把优秀的文化风俗融入到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治理有效, 意味着要注重治理的效果, 要把乡村民主自治、法治和德治融合成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形成有序、有效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生活富裕, 意味着农民收入显著提高, 并进一步过上富足的生活。方针提出来了, 思路也就清楚了, 各地可以以此为指针, 创造性地细化行动方案, 因地制宜脚踏实地振兴当地乡村事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抓住“人、地、钱”三大关键要素。人气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素。我国大多数具有发展前景的乡村, 拥有适宜居住的生态环境、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实现振兴还需要进一步凝聚人气, 要培育一支精干的农业农村工作队伍, 促进产业兴旺, 抓好乡村治理, 培育文明乡风, 让乡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追求和享受富裕文明的现代化生活。从“地”来看, 就是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落实承包地“三权”分置, 实现土地与农村产业和农业科技的高效匹配, 切实提高土地经营效率和效益, 在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的同时, 稳步提高农户收入。从“钱”来看, 要促进公共财政和社会资源投入三农发展事业。一方面要按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 使公共资源配置优先向“三农”倾斜, 增强财政支持农业、发展农村和补助农民的力度, 切实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 力求达到城乡平等目标;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激励社会资本投入农村振兴事业, 促进适合农村发展的产业、项目、技术分流到农村, 鼓励万企万村对接, 以提高农村技术水平、产业兴旺程度和现代化程度, 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增加其收入。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就是要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城乡之间, 发展水平差距依然较大;三农内部, 农业供给质量、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不高, 农民增收后劲不足, 农村自我发展能力较弱。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 必须依靠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把城乡融合起来统筹考虑, 系统推进二者的建设和发展, 一方面要秉持历史耐心稳步推进城镇化 (李强, 2015) , 把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吸引到城镇去就业和安家;另一方面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把工业技术力量和城镇生活便利传播到农村, 提高乡村发展水平。针对农业问题, 必须继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构建三大体系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切实提高农业供给质量、综合效益和竞争力。针对农民问题, 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为农民落户进城创造条件, 通过减少农民以富裕剩余农民;另一手抓乡村留守农民能力提升, 通过提高农民的经营能力、经营规模和资产规模以提高其收入。针对农村问题, 要通过资源的统筹匹配, 形成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基本资源具备的前提下, 农村自我发展的关键是要形成具有战斗能力的基层干部队伍。依靠这支精干的队伍去领导农民、发展农业、管理农村, 形成富裕、美丽、文明、和谐的农村发展新局面。
任何战略的实施, 均须精准施策, 找准路径, 方可成功。战略路径就是战略实施的推进方向, 是战略实施阻力最小的路线图。乡村振兴战略可以从如下四大战略路径推进。
体制机制是社会发展活力的总开关, 体制顺了机制活了, 乡村社会才会活力涌现, 各项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全面激活市场、要素和主体, 打通渠道, 激发各类主体有序奋斗, 让广大农民最大程度地分享改革红利, 从而实现乡村整体的振兴。首先, 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为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各类主体提供稳定预期。其次, 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切实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再次, 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此外, 要积极鼓励农民和城镇居民返乡创新创业, 促进农村多种业态融合发展, 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产业为首, 首要的问题解决了, 后续的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首先, 要因地制宜确定乡村的产业发展策略。依据乡村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其他比较优势, 确定自己的主导产业, 形成能够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并符合市场需要的产业结构, 着重发展特色产业。其次, 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要充分挖掘和拓展农业的多维功能, 促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 丰富农村产业增值环节;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农村新兴服务业, 为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供更加坚实的农村产业支撑。再次,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此外, 还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调整农业农村补贴方式, 增强补贴的指向性和精准性, 提高农业补贴的效能 (刘合光, 秦富, 2015)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要充分利用一切适宜的科学技术成果。发挥科技引领作用, 可以实现农村发展的弯道超车效应, 迅速提高乡村发展水平, 缩小城乡差距。首先, 整合公共力量, 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资金投入, 整合各方面科技创新资源, 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业农村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依靠科技创新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其次, 整合民间力量, 促进私人资本扩大对农村科技开发、推广和应用的投入, 在农村环境保护、农村治理、农村产业发展、农村生活便利化等各个领域扩大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 并切实提高应用效率和效果。再次, 促进互联网技术、智能化技术、物联网技术等现代技术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密切融合, 让农民充分享受现代科技成果, 并运用这些成果实现乡村振兴, 进一步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现代科技的创新创造活动, 实现乡村升级发展。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一个能人可以振兴一片乡土。乡村振兴离不开热爱乡土的带头人。打造乡村人才队伍, 就是为乡村振兴播下能够形成星火燎原式乡村繁荣局面的种子。人才路径, 是实现乡村振兴“以一当百”效应的重要路径。一是改造、巩固和建设好乡村党支部, 搭好乡村振兴的班子, 为乡村实现良好治理打下组织基础。二是加强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 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三是要激励更多优秀的城市人才下乡创业, 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 为乡村产业兴旺播下人才种子。四是打造乡村信息人才队伍, 促进乡村全面融入信息化浪潮, 依靠互联网高效接受新政策、新技术、新思路、新商机。五是打造乡村科技人才队伍, 依靠科技人才, 吸收现代科技成果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 依靠现代科技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六是培育乡土文化人才, 促进乡土文化传承和文化创作, 繁荣乡土文化, 树立文明乡风。
一些国家在推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 遭遇过挫折, 出现过失误, 一度给农民增加了负担, 严重的甚至导致国家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动荡频繁发生。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有必要汲取他国的教训, 避开一些潜在的战略实施误区。各地在落实战略部署时要按照党中央提出的指导方针, 平稳有序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构想。
乡村振兴不能一哄而上, 没有条件的乡村不能急于挤进乡村振兴的首班车。大跃进式的乡村振兴轻者劳民伤财、重者伤及国家元气。我们必须明白, 城镇化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我国城镇化进程还没有结束,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发生转变。在此背景下, 一些乡村注定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乡村振兴不是要振兴所有乡村。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在一定标准下筛选出值得振兴的乡村来。是否有历史文化积淀、是否有可以持续发展的产业、是否有人口的凝聚力、是否有适宜居住和发展的资源、是否有善治和良治的前景, 应该作为首批入选乡村的主要筛选标准。然后按照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和阶段划分, 量力而为、精心有序地分批次实现各地的乡村振兴。
虽然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 是自上而下提出的乡村发展总要求, 但是乡村振兴不能没有村民的参与。如果农民在这场关乎自己家乡建设和自身利益的乡村建设和发展中集体“失语”, 将会导致乡村振兴成为纸上谈兵, 或者只是发展了样板, 或者仅仅增加了摆设。在未来各地落实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中, 务必发挥农民的主动性, 激活村民的活力和潜力, 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制定具体村庄的振兴规划和方案, 使村民积极为乡村勾勒发展蓝图献计献策、参与乡村的有效治理、把良好乡风融入自身习惯、为乡村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贡献自身力量。
多元化是有价值和必要的, 单一会遏制活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千村一面, 不能大范围复制有限的乡村样板, 不能形成单调的乡村发展局面。对不同乡村, 要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非农产业发达、区位条件优越的乡村, 宜以就地城镇化为主, 但应注意避免照搬城市建设, 需要保留乡村特色。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村庄人口分布极为分散的乡村, 宜以异地搬迁或就地保护为主。广大的传统农区与人口外迁地区, 则宜通过土地整理、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投资等多种手段, 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平等融合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因地制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 必须发挥我国各地典型乡村的优势、特色, 继承好优秀文化传统。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各地如果只做花架子不取得发展绩效、只铺摊子不取得实际进展、只求过高标准不顾各主体承受能力, 必然使乡村振兴战略陷入误区, 导致各主体负担猛增、压力陡涨, 最后造成怨声载道, 落得一地鸡毛。乡村振兴要精进解压, 切实不给农民添压力重重的负担、不给乡村增加不可承受的债务、不给基层政府强压超过承受能力的任务、不给国家财政制造难以弥补的支出窟窿。避免这种战略歧路, 要采取系统对策。一要搞好国家顶层设计, 推广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 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 配套精准有效的战术措施;二要因地分类施策, 根据各地实力和省情, 因地制宜, 分类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三要匹配好战略资源与目标, 谨记过犹不及, 做到用好有限资源实现有限战略目标, 不好大喜功;四要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让实施振兴规划的村庄能够自我滚动发展, 不是成为一时摆设或者永远填不满的大窟窿, 而是促进其迈上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和必然选择, 提出、制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在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战略机遇期, 要抓住抓好四大战略关键点, 遵循四大战略路径, 规避潜在的误区, 落实党中央的乡村振兴伟大战略构想, 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必须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实施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 推进城乡同步、协调、和谐、融合、平等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主要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多个方面实现城乡的共同发展。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推动要素资源更多向农村配置, 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大农村各项事业建设力度, 实现农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目标, 补齐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要贯彻城乡融合平等发展的理念, 树立城乡一盘棋的发展思路, 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都要服务于城乡融合发展大局, 切实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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