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 22:02 · 经济学家 三农学者 北京共仁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各地经验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宏观环境中的产业资本过剩和中产群体崛起，使得农村中原来传统市场难以定价或被严重低估的土地、劳动力、乡土文化、生态环境等资源都有了再定价的条件。但是，由于大多数的基层操作仍然把农村资产限定在所谓“第一产业”，显然还不能适应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产业融合，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强调的“城乡融合”等内涵。

笔者认为，虽然产业融合的新政带来了农村资源被外部市场“再定价”的机会，但若从村社理性的视角出发，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客观上主要是城市资本要素下乡寻求可被资本化的资源；这其中隐含着一般外部主体与乡村分散经营的农户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市场外部性难题。对此，应首先在乡村内部借助“内部化机制”完成涉及产业融合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要素的“资源变资产”的“初次定价”，使集体组织成为农地一级市场的“做市商”，再同城市中相当于二级市场的外部主体对接形成“再定价”；若然，则既可降低外部主体进入农村的“交易成本”，又能依托集体经济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维护农民权益。

新世纪以来，宏观环境中的产业资本过剩和中产群体的崛起，使得城乡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双向流动”：一方面是约3亿农民工进城造成很多地方的村庄空心化；另一方面是“两种下乡”——城市过剩资本和有创业创新能力的市民纷纷下乡。这为农村产业融合及城乡融合发展打下了现实基础。

笔者认为，在双向流动的背景下，原先仅被用于第一产业而且在仅被农民使用时期严重低估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和其他不被传统农业市场定价的乡土文化、生态环境等资源，都有了“先被村内初次定价、再被外部市场再定价”的升值空间，尤其是具有多种功能但长期以来只被视作农业生产要素的土地。

这种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对三个趋势的思考。

其一，21世纪初三大资本过剩席卷发达国家，派生资本要素价格和交易地位双双下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是从资本积累到资本扩张的历史过程，到20世纪末，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告别短缺开始进入过剩。21世纪以后，金融资本在产业过剩条件下逐渐异化于实体经济，同时走向相对过剩，并进一步形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三大过剩趋势。尽管过剩的资本在本质上不会改变其通过“资源资本化”占有收益的特征，仍然要求不断地寻找要素价格低谷以获取资源资本化的超额收益；然而，农村在此前的资本稀缺时代长期以来是资本要素净流出的，现在则进入资本过剩导致资本价格和谈判地位都下跌的新时期。这就为农村中未被定价或在资本短缺时期被外部市场低估的资源提供了升值条件。

其二，当前的新趋势是中产阶层崛起引发的市民下乡。城市中产阶层群体崛起，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对休闲旅游、文化品牌、安全与健康、生态环境、生活品质等以文化与安全为内在属性的消费品需求。农村地区所有在地化的生态环境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客观上恰恰都属于中产阶级的消费范畴，潜在的增值空间巨大。比如，过去不作为要素的空气、田园风光、风俗人情等可被中产阶级视作精神产品、文化产品或社会产品。除了一般性的旅游、休闲、养生等，中产阶级下乡往往和亲子教育、体验式教育、参与式教育、本地化文化等结合。因此，中产阶级市民下乡本身的需求及其投资所面对的标的物中，有很多此前不被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作为资源要素。

其三，农民返乡创业创造了要素资源可以被重新定价的机会。农村经济“三产化”相关的风俗民情、手工制作、乡土教育等在地化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挖掘，都需要本地群众和外来者的共同参与。在城市就业压力增大条件下，部分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也携带资本返乡创业，其在城乡交流中的价值也日益显现出来。同时，有一定外部市场经验的返乡农民带动村内不被传统劳动力市场所接纳的留守人群加入到“大众创业”中来，使得农村社会里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文化、社会资源等潜在要素资源有了可以被重新定价的内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