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态化：二十年转型辑录

无论近代风云如何复杂变幻，贯穿于百年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的“乡村建设”，都以平和的渐进改良，达到了精神与思想上的一以贯之。其作为一种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自觉过程，发端于饱经风雨的乡土中国，展开于自救自强的广阔天地，绵延于厚重多元的田垄文化。1894年“最后一个状元”张謇被甲午国耻所激励，确立了毕生坚持的“村落主义”理想，从而投身南通“在地化”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一百二十余年间，各类参与者们自强不息，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一直以多样化的形式与路径延续至今。


自20世纪末以来重新起步的、在21世纪拓展开来的当代“乡村建设”，既是对历史前辈所走道路的继承与发扬，又是直面“三农”问题的自觉与担当。


本案例集就是这个阶段参与乡村建设工作的青年学者们整理出来的。我们希望通过对最近20年来全国各地、各人开展的若干代表性乡村建设活动的记叙，展现这个时代中常被忽视的历史侧面。百年前的中国出现了张謇、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展云、卢作孚等不同的乡建先贤，也曾有上千个不同类型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当代也同样有各种优秀的乡村工作团队和在跌宕起伏中成型的诸多乡村建设试验点，形成了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鲜活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据此，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我们只不过按照客观规律做事情，但却恰好呼应乡村振兴这个国家新战略!


君不见:本案例集介绍的乡村建设的经验和形成社区新型主体的人，都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丽乡村不谋而合。这些案例经验以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城乡融合发展为基本出发点，以“三位一体”的农民合作组织为载体，达致一二三产业融合，以综合性手段和多元化途径，推动以生态环境友好型、社区互助型为主导目标的农村综合发展实践，增强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切实提高农民有组织的谈判地位，保护农民权益，形成城乡融合良性互动。我们相信对这些鲜活经验和材料做出的总结，有利于各地认真贯彻国家确定的乡村振兴战略。


任何关注“三农”而心无偏见的人都会看到，基于自然与农耕生产的和谐共生关系，发挥着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功效的乡村建设实践，从一开始就以其重视社会有机生态系统的天然特性，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在“三农”领域推进生产方式调整的指导思想。


也许，这里我们需要再次介绍什么是“乡村建设”。


百年来，海内外无数有识之士都试图用自己的理论与文字对其进行表述。他们对于乡村建设的实践形式、政治理念、理论概念等方面的阐述，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可以说，“乡村建设”既包容开放又丰富多义。但其内核目标却万变不离其宗，即:促使长期外流的人才、资本、土地“三要素”，以及其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回流乡土中国，重思乡土价值，重建更为合理、包容和可持续的城乡关系，以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条件下的民生安全。


这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内核，也可以总结为:“农民生计为体，多元文化为用，社会参与为纲”的乡建基本原则(英文雅译为:People's Livelihood Diversity,People's Culture Dignity,People's Partici-patory Sustainability)。


当代中国，以举世瞩目的“和平发展”重新成为世界焦点。进而提出了21世纪战略转型以“生态文明”为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在这个大背景下，怎样推进可持续的乡村综合性发展、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创新，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等，成为当代乡村建设所面对的基本问题。


当代乡村建设，正是基于自然与农耕的生态化和谐共生关系，探索着农业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多重功效。其从一开始就以尊重社会生态系统为基本出发点，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从而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在“三农”领域的突出表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乡村建设”含义广泛，要体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农业，达到“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目标；而绝不是对下层社会“施恩”，或者简单化地在乡村做“好人好事”，更不是配合在城市已经严重过剩的资本下乡，去“建造”(construct)一些新的钢筋水泥建筑物……


诚然，百年来的乡村建设都是要扶助弱势群体组织，以重新唤醒这片热土的生机，接续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传承。因此，在英文的表述上，我们一开始做21世纪当代乡村建设时，就有很多讨论，要将以前乡建学者们提出的rural recon-struction(乡村再建)演变成rural regeneration(乡村再生)，以体现乡土社会的有机生命力，并对以往将乡村视为“问题”的简单做法进行反思。因思想上的自觉性，当代乡村建设，无论在整体思路、学科视野，还是策略设计、工作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对历史实践进行了创新与发扬。


当代乡村建设的基本方针仍然是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文化复兴、互助金融、联合购销、生产合作、养老协会、社区教育……各种来自乡土基层的创新性实践，鲜活地体现了这相辅相成的“两大创新”方针。


在21世纪确立的“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城乡互助与多元包容”是当代乡村建设的基本方向。我们要建设可持续的美丽乡村，需做的不仅是农村的事情，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乡村建设，非仅建设乡村”，“三农”问题常在“三农”之外。因此，乡村建设的探索方向，既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怀旧，也绝非圈地盖楼的造城运动，而是创建以“城乡交融”为目标、市民与农民通过风险分担以实现利益分享、在互相支持中重建信任的包容性社会化农业体系。


毛泽东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乡村建设方法与内容上前辈学者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例如，晏阳初先生曾经创设“生计、卫生、文艺、公民”四大教育综合发展模式，梁漱溟先生曾提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乡村建设核心内容，卢作孚先生则从教育、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六个角度综合开展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


当代新乡村建设，在学习继承前辈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新形势进行了创新与发扬。我们可以把新世纪乡村建设二十年的做法，归纳总结为“四项建设”“五大体系”。


四项建设与2017年中央确立的“乡村振兴战略”一致，但更偏重社会生态。这是指生计建设——社会化农业可持续创新；文化建设——中华本土文化再生；生态建设——乡村环境综合治理；社会建设——城乡融合互助组织，以此四项建设综合推动可持续的城乡社区建设。


五大体系意指学生、农民、工友、市民、文化人等五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包括学生下乡支教支农、农民合作改善治理、工友互助尊严劳动、社会农业城乡融合、大众参与文化复兴。


这五个方面的工作，在乡建实践中，已经演绎出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内容的参与式创新——乡土教育、学生支农、妇女协会及文艺队、乡村老人协会与康养自助，互助金融、立体循环农业及综合性合作社、生态种养殖与生态修复技术、市民参与式的社区互助农业，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互助社区，农村垃圾治理、农村生态厕所、村户小型污水净化系统，古村落保护、社区传统文化活化与传承、乡土游学、美丽乡村设计、本土化乡村建筑，等等。



大学生支农下乡与农民文艺联欢

在“农民”的角度，它以农民合作组织为基础载体、以综合性手法和多元化社会参与途径，增强农户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并尝试提高农民组织谈判地位、保护农民权益、形成城乡融合良好互动。



第一期全国农民合作组织培训（2004.4.18）

在“农村”的角度，它以农村社区稳定和城乡关系和谐为基本出发点、推动以“环境友好型、社区互助型”为主导目标的农村综合发展实践。



工农携手，城乡互助

在“农业”的角度，当代乡建对仅靠大规模集约化的“一产式”农业、工厂化种养殖的“二产式”农业进行反思。乡村建设必须响应党中央号召，提倡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的“两型农业”“一二三产结合式”的多功能社会化生态农业。



多元发展，生态文明：第二届全国CSA交流会

在中共中央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乡村建设，更是尝试通过“爱故乡计划”、“中国社会生态农业联盟”、乡村建设参与式认证体系(RRPGS)等网络和平台的搭建，从乡村文化、生态农业、社会参与的不同角度，促进各界自主创新的实践者与研究者的交流与互助，倡导更为和谐永续的发展模式。



爱故乡推动大众参与文化复兴

这些工作内容，大多能够超越激进主流的体制障碍，而与国际社会在全球化挑战下的另类制度创新接轨，因此促进了中国生态文明转型迫切需要的多元化国际交流。例如:公平贸易及消费者运动(fare trade＆consumers campaigning)，绿色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运动(green growth,resources saving＆environment protection)，转型城镇、慢食及慢生活运动(transition towns,slow food＆slow life)，原住民文化复兴与社区营造(indigenes'cuiture regeneration＆commu-nity reconstruction)，永续农业、CSA市民农业和有机农业运动(per-manent agriculture,CSA&organic agriculture)，等等。这些广泛交流的存在，充分体现出国际社会提出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乡村建设在当代已经演变为体现大众民主、带动社会多种群体自由参与的最大平台。来自社会各界不同阶层的人们，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探索与实践，用行动无声地讲述“什么是乡村建设”“谁在做乡村建设”，以及“乡村建设何以可能”。由此带动大量知识分子参与乡建，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创新，以及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创新。


当代的乡村建设，既起于全球化内生的三大资本全面过剩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制度成本，也起于中国本处于边缘的“三农”问题进入中央决策，成为全党全国的“重中之重”；随之，兴于2005年，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带动大规模投资下乡，开展基本建设；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转型于中国城市化加快与全球金融危机代价转移而对乡土社会造成大规模破坏。由此而有历史性的起承转合。这使参与乡村建设的学者们得以直面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问题的演变，从而其实践中形成的思考和理论提升，都具有清晰的依靠民力、自主创新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本书写作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希望展现起于青萍之末的乡建实验作用于基层社区变化的轨迹，也在客观事物变化的叙述中表达完全平民化的乡建人的心路历程。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村庄和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故事。本书的整体风格并非是规范的学术性的，而是希望将对乡村社会肌理的认识与建设理念的思考融入在具体的记叙性的细节中，从而赋予文章一定的可读性和感染力。这样的历程，一般都并不是成功的，而往往是充满顿挫和曲折的。本书中的案例，虽然基本上是以一个社区的变化历程为主线，但正如在郝堂村案例中李昌平所提到的，单个社区建设试验的背后，定与实践者更长时间的追索有着自然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本案例集也许更像一个稀有物种的DNA库。保存一粒原种，也就存留了另一种选择的全部基因序列。而记叙这些在地化的、秉着古老的乡土契约的人际信任、而在当代的生态、食品、互助金融与文化保护上进行着新路的探索和尝试的经验，也可为以后的人作为再出发的行动指南。


罗素在《贝多芬传》中写道，“不甘于平庸的人们在孤寂中展开无日不有的斗争，大多数人隔离着，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让我们摧毁这时间的阻隔，使英雄的种族再生”。希望这本案例集也能为摧毁这地域和时间的阻隔做出贡献。


本案例集对于各案例的写作风格不求统一，唯以平实的语言与实践者的敏感性，记叙时代背景中新乡村建设运动在村社的发生、发展；记叙乡建者的求索、彷徨与坚守；记叙改变，见人见事的改变。


在践行社会改良的过程中，乡村建设的参与者们从大地之中汲取了无穷的生命力、创造力与前行的动力，也在丰富多彩的实践与思考中变得更加坚韧与包容。在一百二十多年的乡建史和十数年来的当代乡建工作中，无数在地的农民、乡村基层工作者、农村发展志愿者、支农学生及乡建学者们，活跃在田间地头与城乡互动之间，他们从纷繁复杂的乡土社会内在肌理出发，将深沉的社会关怀内化于具体的细微改变之中，在艰辛和曲折的阡陌纵横中走出一条世上本没有的路。这也正是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探索之路。


乡村建设之路，愿你我一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