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年前,中国刚成立新中国的强需要经济恢复,在全国也是纷纷的响应了要推动农村的经济发展,还有农业的各项工作,给国民增加经济的发展。

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土地改革政策,到十九大之后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在持续地描绘一幅独具中国特色却千年未有之秀美画卷。

(一)

如果有一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城乡版图录影带,我们把播放速度放到最快,会看到一幅城乡板块和边界不断变幻的图景。

共和国成立70年的历史片段中,成千上万的村落在时代更迭中彻底消失了踪影,又有许许多多的村落,从时间的平面中崛起,矗立成共和国版图上的一座座丰碑。

我们再把播放速度调到最慢,会看到这些丰碑上,刻着一连串关键词。

“耕者有其田”“包产到户”“市场经济”“乡镇企业”“城乡统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些字眼从广袤的农村大地上跳跃而出,孕育成共和国每一步前进的动力,像一个个壮丽的音符,协奏成一曲大国“三农”的宏大乐章。

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农民代表李连成向习近平总书记畅谈了“中国农民的八个梦想”,从肚子温饱,到家园美丽,从阖家安康,到民族尊严,李连成说得笃定清晰,因为他知道,盛世如斯,这片土地上升腾起来的梦想,都有了可以扎根的厚实土壤。

70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造就了中国农村的翻天覆地、改天换地。

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二)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70年前的中国农村,应该是贫穷。这贫穷,是“泥垛墙、茅草棚,挡不住风、遮不住雨,缺吃少穿,走路打晃”的贫穷。

如果再选第二个词语,应该是荒凉。这荒凉,是“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生老病死一辈又一辈”,看不到改变与希望的荒凉。

作家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写实的笔触,描绘了上世纪40年代寒冷而荒凉的东北大地:乡土人的物质生活是简单的,“煮一点盐豆下饭,就是一年”;生存方式是简单的,“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生活目的是简单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人生理想是简单的,五岁的孩子都说长大了“开豆腐房”;人生要求是简单的,“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一辈子横下心做出的最大“壮举”,是“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

这曾是中国农村千百年不变的样貌。看不到尽头的贫穷落后,给予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怎样的沉重和辛酸!

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声呐喊,千百年来只能把腰杆弯到土地里的中国农民站起来了,他们释放出前所未有的,令人惊异的生产力,胼手胝足地重新铸造属于自己的家园。

石多土薄,山西大寨人十年为一役,硬生生用秸秆、粪肥改造了大自然给他们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了旱涝保收、亩产千斤的800亩“海绵田”。

连年干旱,十万河南林县人从太行绝壁上“抠”出一条纵横1500公里的红旗渠。新中国百废待兴,林县百姓说:“国家没钱,我们自带干粮也要修成。”削平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双手刨出的太行山石,可以从哈尔滨到广州再造一条高3米、宽2米的“长城”。——“誓把山河重安排”,祖祖辈辈“修地球”,当这“地球”由自己当家做主,沉寂了千百年的农村热闹起来,沸腾起来,欢实起来。

(三)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由于国力尚弱的大背景和工业原始资本积累的需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不仅成为农村发展的“短腿”,更成为制约整个国家发展的巨大瓶颈。

物质基础上缺乏财力支撑,意识层面上的问题更为深刻。“农村的教育农村办”“乡村道路农民修”等标语在曾经的农村随处可见。

明面上的设施尚无暇顾及,农村厕所这样的“里子”工程更加滞后。直到进入21世纪,大片农村地区的旱厕架构依然是“一个土坑两块儿砖,三尺土墙围四边,晴天臭烘烘,雨天粪水流”。

“水浑浑路黄,进出全靠雨鞋蹚……”聊起村庄的环境,浙江省衢州市双桥乡希望新村的杜学集老人眉头就拧了起来。杜学集着急,坐在他对面的客人同样着急。

这位客人,就是刚刚调任浙江两个多月的习近平同志。时间:2002年12月。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调研,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如下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迅猛发展,但农村群众的生活质量并没有相应提高,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如何消除城乡差距?浙江的指针是:群众关心什么就做什么。

2003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浙江拉开序幕。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从浙江省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村道硬化、垃圾收集、卫生改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15年后的2018年,下姜村村民姜丽娟从风景如画的家乡出发,代表一千多万浙江农民,站在了美国纽约的领奖台上,他们通过自身行动和影响力,展现着中国新农村建设对环境领导力的承诺和远景,“千万工程”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战略以巨椽之势描绘着农村大地的新蓝图。

这是一场新时代的愚公移山。逢山架隧道,遇谷架大桥。在滇西北的群山峻岭中向下俯拍,几乎每座山上都有弯弯绕绕的公路,最弯的一条,7公里有68个弯,电力铁塔从山脚向山顶艰难延伸,很多地方甚至是以近乎直角的姿态暴力上拉。

昔日的林县人带着干粮和铁锹修通了红旗渠,今天啃掉农村贫困面貌的“硬骨头”,党和政府,还有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冲在了最前面,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农村地区有99.9%的自然村通公路、99.9%的自然村通电、99.7%的自然村通电话、98.1%的自然村能接收有线电视信号、95.7%的自然村通了宽带、65.3%的自然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83.6%的自然村实现了垃圾集中处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宏图逐次展开。

农村的基础设施大变样,农民们关注的点,也从“面子”,转向了“里子”。今年全国两会上,农民日报记者代一位山东省莱阳市名叫王巧丽的农民,向韩长赋部长提问,我们村的厕所什么时候可以革命?

韩长赋回答:今年要推动全国三万个村庄,大体上是一千万的农户实现改厕,中央财政计划安排70亿元支持这项工作。

(四)

“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70余年前,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下这样的字句。

回望中国农村70年的改革之路,我们总能看见来自国家推动和农民探索两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它们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地相互激荡,汇聚成了巨大发展合力,塑造着中国农村向前奔跑的姿态,拓展着升腾在这片土地上的梦想实现的空间。

在全国政协,收藏着这样一幅油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拄拐杖,颤巍巍地来到选举的地方,边走边瞧着手中的豆子。一个农民不小心将豆子落掉,又小心翼翼地捡起,神态专注而认真。这幅油画,刻画的是解放初期,农村“豆选”的场面。

“金豆豆呀银豆豆,比不上咱的土豆豆。一张选票一颗豆,小心投在碗里头。”共产党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普遍还不识字的农民中间,进行了最早期的“民主训练”,告诉他们,新中国的天地,农民自己当家做主。

民主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自己生根发芽。

1980年,广西河池市合寨村村头的大樟树下,85户农民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以解决包产到户后生产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减弱,农村社会事务无人管理的问题。1982年,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写入宪法,“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和罢免”,标志着“中国村民自治”的探索上升为国家意志,确认了又一个发生在农村大地上的伟大创造。

时代带来的问题从来不曾停止。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三农”短板日益凸显,农村“空心”、农户“空巢”、人口“老龄”,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员“领导力”不强,群众对村务参与淡漠等现象也随之而来。而乡村治理的智慧,伴随着这些问题,在村民自治的厚土上不断生长。

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圆形的村民议事厅里设有16人的圆形主席台、285个席位及可视参观通道。圆桌会议上的每个人都有平等发言权,再也不是村干部在台上讲,村民在台下听;湖北省荆州市双马村有了法律顾问,土地流转、婚丧嫁娶、创业工作,法讲清,理说通,“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在农村越来越少;陕西旬阳,全县306个村(社区)都有了自己的《新民风讲义》,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诚孝俭勤和”的新民风和风拂面,把积习难改的陈规陋俗化解得润物细无声。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顶层设计和基层智慧再一次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以问题为导向,为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五)

玉环岛,孤悬东海,海天苍茫。

在这个属于浙江省辖域范围的小岛之上,鸡山乡86岁的叶冬香老人安坐家中,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干江镇梅岭村妇女陈菊芬只需要在村头“农家书屋”里点下鼠标,就能借阅台州图书馆里的藏书;在楚门镇楚州文化城,农民林高城可以参加越剧、烘焙、园艺、象棋等免费活动。

这一切,是城乡统筹带来的好处。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城与乡一直是一对极其重要又极难处理的关系。进入新世纪,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一些地方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显露,成为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一大掣肘。

不能让城市不发展来等待乡村发展,也不能单纯地指望城市充分发展之后自发地辐射乡村。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理论上,摒弃了以往的中心—外围发展理论,转而强调城乡并重的包容性发展理论;在实践上,改变了传统经济学智慧所主张的“城市带动、工业反哺”的三农发展模式,转而探索城乡并举的融合发展模式。城市和农村之间开始形成协调、互补的关系,像一对恋人,发展自我各美其美,又互为补充美美与共。

我们看到,城市拥有的便捷公共服务,在农村一项项实现。均衡配置城乡教育资源、构建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城乡统一社会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统一规划城乡路网建设等具体措施逐一落地。

我们看到,城市没有的乡愁与风物,在农村得以保留和整合。大广场、宽马路、整整齐齐的路灯、排排坐的房子不再是农村一味追求的“标杆”,原汁原味的农舍、林荫密盖下的羊肠小道、潺潺的流水、吱吱呀呀转动着的水车成为乡村人的自豪。

张琦是一个典型的城市青年,出生于杭州、浙大毕业、加入阿里、研发白领人都用的“钉钉”。四年前,他和朋友联合创办了“宋小菜”生鲜农产品电商平台,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里,他会跳上一列从杭州通往某地的高铁,在高铁站附近租一辆车,沿着越来越通畅的乡间国道前往他们公司合作的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产品集散点,沉在农产品主产地的出差时间往往长达一两个月,甚至更久。

张琦说,他们和那些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的乡村青年一样,只不过他们的根在城市,事业天地,却伸向了广袤的农村。他把和自己一样的这群人,叫做“反向青年”。

人员、资金、要素,在城乡之间愈发自由地流动着,这种流动,是城乡之间互生敬意、平等共融的流动。在这种流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农业大国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乡村自信”。

还有许多变化正在发生。

2019年8月16日,东海之滨,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崛起。经国务院批准,县级龙港市成立,由浙江省直辖。从5000多人增加到38.2万人,从5.2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大到183.99平方公里,从东海滩涂上的小渔村升级为现代化的城市,东港农民,为自己造出了一座城。

几乎是同样的时间段,澜沧江畔的傈僳族村民亚普扒,熄掉了山上“千脚房”里的火塘。火塘里的火种伴随着傈僳族先辈跋涉千里,从不曾熄灭。“不灭的火塘”熄灭了,109个傈僳族寨子的681户2200多人搬出了大山的褶皱,住进异地搬迁的新社区,燃气灶腾出蓝色的火焰,傈僳人心中的火种,烧得更旺了。

有的村庄在消失,有的村庄脱胎成了新的城镇,还有更多的村庄在山花繁茂处,为人们留存着永远的乡愁,涵养着人类本性的回归。中国农村正在以各种各样适宜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现时代下的存在方式。

城乡版图的录影带依旧在增加着新的内涵。我们坚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的大信念下,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我们终将看到,中国乡村,以符合现代化要求和乡村特点的新形式,实现属于农民,属于农村的辉煌崛起。

农村的强大祖国也会强大,在时代的发展下农村也在不断的改变,农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提升。

(第一农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