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不只是我国才有的现象，而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长期存在的问题。对此，西方严肃的学者也并不认为他们的经验或理论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其实，不仅中国，包括日本、韩国等在内的整个东亚，甚至整个第三世界，本来就没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我们发展中国家需要考虑的主要是农民生计、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稳定这“三农”问题。

近年来理论界很关注“三农”问题，但不少学者却继续以西方的理论逻辑来套用于国情不同的本土问题。西方学术界主流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必然导致农业规模经营”的思想，在国内得到普遍呼应，除了利益集团背景之外，部分原因是其在理论逻辑上确实很完整；但把这种理论逻辑直接套用在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上，则显然缺乏经验依据。反而是几乎所有人口过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在继承或采行西方制度之后，普遍受制于耕者无其田和城市贫民窟化，并由此造成社会动乱。

因此，国内主流学术界实际上是以西方的理论逻辑，推导形成了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观点，并加以模型检验；需要提醒的是，这个土地私有化逻辑仍然需要在经验层次得到起码的支持：不论任何主义、制度或政府、领袖，只要发展中国家在不能对外转嫁成本的约束下加快工业化，必然导致农业资源和生产力诸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在这个进程中，由多种复杂因素形成的“三农”困境，不可能靠某个外部引入的激进理论或政策就会迎刃而解 。

笔者在 1980 年代也曾经热衷于依据西方主流理论构建的逻辑来讨论中国农村问题，认为，只要全面实行了土地产权的私有化，就会有利于土地买卖、自由流转、兼并集中，那就一方面使农业有可能出现土地规模经营、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获取规模收益；另一方面，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会自然被城市化吸纳。于是，新古典和制度学派的理论成为我在农村调查研究中的指导思想。然而，我在后来更为广泛的国内外调查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中，逐渐从坚信不疑到形成质疑，主要是由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找不到支持这个逻辑的经验依据，才使我认识到，当年提出的这种从私有化必达自由化的逻辑看上去完整，实则似是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