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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反对转基因）运动是我曾参与过的最成功的运动，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反科学的运动”--马克·林纳斯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反转基因的（人士）叫崔永元，我有一个建议，你能不能和他交流一下，你们都是记者（媒体人），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最后一个提问者刚抛出此问题，就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当演讲者回答“我联系过他，但他没有回复我”后，现场的笑声更大了，并随之响起了掌声。

上述一幕发生在5月8日下午的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的阳光大厅，演讲者是已“反水”的前反对转基因（下称“反转”）人士英国科普作家、记者、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联盟的客座研究员马克·林纳斯（Mark Lynas）。上述提问者是前来听林纳斯演讲的观众。

时隔15年后，林纳斯第二次来到中国。2002年，林纳斯首次到中国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问题。此次，林纳斯受中国农业科学院（下称“农科院”）和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的邀请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5月10日）举办了演讲，并于5月9日在北京和媒体进行了互动交流。在这三场交流活动中，林纳斯以其自身从“反转”到“挺转”的经历讲述了The Truth about GMOs（转基因的真相），这也是他的演讲题目。
在北京的媒体交流会上，林纳斯表示，“这个过程其实并不简单，甚至是痛苦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我遭到了很多的攻击、诋毁，很多人说我是一个骗子，说我是一个两面派，轻易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但林纳斯通过学习和研究，早已认识到，自己当年发起反转的运动完全是出于“无知”。同时，他呼吁中国科学家在转基因的问题上统一意见，要向公众发出自己明确的声音，来说明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
林纳斯现年44岁，大约在1996年-2000年期间，也就是林纳斯二十多岁时，他是坚定的“反转”人士，组织并参与了诸多的反转运动。
最著名的，是1996年林纳斯写了被认为是第一篇“揭露转基因食品罪恶”的文章。事实上1996年，正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的第一年，也是第一批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从美国运到欧洲的一年。1997年，他曾组织数十人持园艺工具摧毁了转基因试验田。1998年，林纳斯曾组织人员在转基因种子巨头孟山都位于英国海威科姆的办公室静坐等，来抵抗转基因，此举可谓是英国甚至世界首批反对孟山都转基因的活动。
2000年后，林纳斯决定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不再继续当激进的活动分子，而是成为一个作家，其当时工作重点主要是关于气候变化。随后创作了部分有关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的书。这些科普书籍包括《聚焦——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2004年）、《六度的改变：一颗越来越热星球的未来》（2008年）、《上帝的物种：在人类纪拯救地球》（2011年）等。其中，《六度的改变》获英国皇家学会2008年度最佳科学图书奖。
正是在获得最佳科学图书奖三天后，他为英国《卫报》写了一篇反对转基因的文章。但随后发现，外界对该文章的评论多是在说“不科学”，且“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让林纳斯觉得备受打击。
自此他决定“闭嘴”反思，并主动去了解和学习更多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信息。事实上，在此前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林纳斯已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并掌握了科学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林纳斯意外的发现，曾经反对的转基因技术却是对环境有利的技术，这让他重新开始反思过去的行为，越来越深入的研究，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这一系列的学习后，林纳斯更加坚定了拥护转基因的态度。2010年11月，他在英国电视四台（Channel 4）的纪录片《What the Green Movement Got Wrong》中出镜，并参加了辩论为转基因生物技术辩护。2013年，林纳斯最终决定对转基因反对的态度做出一个公开的道歉。
4年来，他也一直在从事这样的行为——为反对转基因的言行道歉，与转基因谣言做斗争。他被邀请至美国、墨西哥、泰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各地演讲，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各地的转基因辩论格局。此后，林纳斯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中，也亲眼见证了大量转基因技术造福人类的例子。同时，他也了解到国际上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研究已经达成了强大的科学共识。
“反转运动是我曾参与过的最成功的运动，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反科学的运动。我发起反对转基因的运动是出于无知。”马克·林纳斯说，他必须同那些危害食品安全和环境的转基因谣言进行斗争。
马克•林纳斯在北京的媒体交流会上总结称，“反转人士在人们的脑海中为转基因食品贴上‘恶魔食物’的标签，但这仅仅是出于对‘非自然的’科学技术的恐惧，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就将这一原本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妖魔化，我为此感到深深的抱歉。”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反转观点是，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会增加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并对人和环境造成危害。比如，反转方指责种植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草甘膦的使用。但事实是，草甘膦却比转基因作物‘大20岁’（1974年，草甘膦作为除草剂在美国成功登记注册。在草甘膦成功商业化20多年后，1996年第一例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问世。草甘膦比转基因大20岁）。并且，非转基因作物使用的草甘膦多于转基因作物，全球60%以上的草甘膦是用于非转基因作物。”
反转观点认为使用转基因技术只有开发这项技术的大公司获益。事实上，推广转基因作物中，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消费者，而公司和科研单位收入合计不到3%。
反转代表性的观点之一是转基因是危险的，但事实上，作为一种更加高效和精准的育种技术，它已经被广泛应用。
反转人士说欧洲人不吃转基因。但事实上，欧洲每年进口数千万吨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产品用于食物和饲料加工。“正如英国权威学术机构英国皇家学会所说，与传统农作物相比，食用转基因农作物是安全的。”马克·林纳斯说。
“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认为转基因技术有问题。”马克·林纳斯说到，“我对此负有部分责任，并表示道歉。马克·林纳斯之所以这样认为，并不是他“自作多情”。他认为，中国的转基因谣言都是舶来品，他也对这些言论有“贡献”。
“中国的反转意见，特别是中国人自己说的，包括一些电视主持人表达出反转的意见，其实都是从外国输入中国反转的观念。”马克·林纳斯说。他曾是反转基因活动的先锋，他知道这场传播错误信息的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有人认为中国应避免引入外来技术。不过，这样的观点本身对中国来说就是舶来品，由绿色和平组织等外国团体传入的。”马克·林纳斯说。实际上，绿色和平在英国已经不再从事反对转基因的活动。“我认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应当站在科学正确的一面，散播反科学的关于转基因技术的谣言，会削弱他们的信誉，不利于他们进行其他真正有意义的活动，比如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等问题的关注。”马克·林纳斯说。
“如果中国不运用科学，不追赶粮食和农业领域创新成果的话，反倒可能有损自身利益。”他说，“真正的一些转基因技术是由中国的科学家自己开发出来的,反对转基因的业外人士和做转基因研究的业内人，这两种人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到底哪一群人能更好地代表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在中国的3场演讲中，都有人向马克·林纳斯提出同样一个问题：在中国不管是在民众之间，还是在媒体之间，形成了两个比较分裂的阵营，一派是支持转基因，一派是反对转基因，大家都在各自的阵营里自说自话，谁都没有办法去说服对方。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症结？
“其实，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业内科学家都认同转基因是安全的结论。在中国，专家对于这个问题有分歧，我是非常吃惊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突破口，就是中国的科学家要发出自己科学的声音，真正的解决之道，只能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对此，9日媒体见面会的主持人，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张春义澄清：“据我所知，在中国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的科学家群体内部，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是没有分歧的，所谓的分歧可能是在其他的群体当中。”
林纳斯鼓励人们在具有争议的科学领域进行更多以证据为基础的对话。“我们正面临一场全球性的反科学运动。需要明确的是：气候变化是不争的事实；接种疫苗是必须的；转基因食品安全可靠。要相信科学，科学已经证明了这一切。”他说。

从全球范围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已进入第22个年头。从1996年到2016年的21年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21亿公顷，相当于中国国土面积的两倍多，农民累计获益超1600亿美元。尽管转基因商业化的发展带来诸多好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反转”人士仍大量存在，全球很多地区的转基因商业化的推进仍然缓慢，这其中也包括林纳斯的家乡英国、欧盟以及中国。
欧盟对待转基因的态度一直偏保守。目前，只有抗虫转基因玉米MON810可以在西班牙等几个欧盟国家进行商业化种植，英国也不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
不过，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相比，对待转基因的态度较为积极。虽暂时还不能商业化发展，但英国科学家一直在转基因方面进行相关研究。比如，世界领先的农业科研中心英国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已研发出可驱赶蚜虫的转基因小麦，其研发出的光合作用效率更高的转基因小麦也已进入田间种植试验阶段。
如今，英国正在进行脱欧，这也代表着很多以往的政策都会发生变化，这其中就有可能包括对待转基因作物种植等方面的态度。2016年10月，英国农业大臣乔治•尤斯蒂斯（George Eustice）曾表示，作为脱离欧盟的一部分准备，政府正在考虑未来可能重新开始审视关于转基因的管制政策。他进一步称，这方面的法规将“基于科学”，并且对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会有所考虑。
欧盟此前在“挺转”还是“反转”问题上争执了15年之久，但依旧难有新政策来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发展。而英国政府支持转基因技术，在英国脱欧后，监管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放松。不过，林纳斯也表示，英国“脱欧”是个复杂的过程，英国很多时候还必须和欧盟的法规保持一致，才能维持与欧盟的贸易关系。
林纳斯强调，欧盟不批准应用新的转基因作物，是在违反科学界的意见前提下做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欧盟的政治和科学是站在了对立面的。“我想这并不是中国应该学习的好榜样。”
对于欧盟的保守态度，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此前曾公开表示，这主要是欧盟权衡各方面的利益，面临的各种政治方面的考虑比较多。黄大昉强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与否、进口与否，都是各国政府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自己进行决定的，但不种植并不等于不安全。
所以，拿欧盟种植转基因作物偏少的理由来说明转基因技术不安全毫无科学根据。林纳斯也用一句稍显夸张的话表达对转基因安全性的看法，“吃转基因食物有害的几率比你被小行星砸到的几率还要低！在高山地区确实有人曾经被流星给砸到过，但是还从来没有一例事件可以显示出人们食用转基因食品后对自己身体的健康造成危害。”
虽然欧盟对转基因仍持保守态度，但中国政府已在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中已释放出积极信号。不过，中国转基因产业化的推进还比较缓慢。而舆论中“反转”的声音仍不时地影响着民众，比如，“反转”人士宣称转基因产品损害人类健康，会导致不孕不育，甚至会导致民族灭亡等。类似上述的种种言论，很多时候使得部分民众难以从科学层面来思考转基因的问题。
林纳斯在北京和媒体交流时表示，“有很多科学的问题，科学的声音最后反而被淹没了，人们听不到、了解不到科学信息。所以，应该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让更多科学的声音被大众所接受、所听到。”
对于如何进行转基因的大众科普，也是中国科学家近年来所关注的问题。在此前的采访中，许智宏、朱作言、黄大昉等科学家均表示，目前转基因的舆论环境要比前几年好得多，但转基因的科普仍然不够。林纳斯称，其在北大做演讲时发现，北大学生（基本为北大，也有外校学生）对于转基因的问题了解的信息是非常多、非常全面的，当时没有人站起来说一些反科学、反转基因的言论，也没有学生提出任何极端的看法。林纳斯认为，至少在北大（基本为北大，也有外校学生）学生这一层面，对转基因的认识比较透彻、科学素养也比较高。一位北大生科院大一的学生称，他的同学间基本没有反对转基因的。其表示，只要看看相关书籍，基本就能了解转基因是什么。
不过，一些科学家也表示，部分媒体、大众甚至政府官员对转基因的认识都是不够的。5月8日，林纳斯在北大演讲完毕后和现场听众进行交流，约有1/3的提问者的问题是关于如何进行转基因科普。这其中的提问者就有邓兴旺和朱作言。朱作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让媒体的报道更加科学？
林纳斯并没有给出应该如何对部分媒体、大众甚至部分政府官员进行科普的具体措施。但林纳斯在演讲以及媒体交流时多次呼吁中科院等中国的科研机构能够发表一个明确声明，来说明转基因的安全性，同时也为媒体、决策者、大众提供一个科学指导。“我想只有中国的科学家发出自己的科学的声音，才能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之道还在于中国的科学家。

内容来源：科技日报、澎湃新闻